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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26年到来之际，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公布了2025“年度词汇”：“愤怒诱饵”（rage bait，指刻意发布引发愤怒等强烈情绪反应的内容，以换取点击或曝光）力压“光环营造”（aura farming，指营造气场或光环，来获取他人认可或崇拜），成为英国人眼中在这一年最能体现时代情绪的关键字。
在这个“情绪时代”和“情绪社会”，由社会情绪影响甚至主导政府日程似乎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政治日益表现为某种情绪政治（politics of emotion）。极端情绪（如焦虑、怨恨、愤怒）如何被政治动员？个体情绪为何会获得群体的情感共鸣？情绪是政治生活中可以避免的坏现象？
（以下内容摘编自《政治心理学：一门学科，一种资源》一书，有删节。）
为什么人们变得越来越焦虑和怨恨？
情绪体验受到规范、价值和文化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情绪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其中一些情绪比另外一些情绪更多地由社会建构而成。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使个人产生了普遍的无力感，而焦虑和怨恨是诸多社会情绪反应中较为常见和容易识别的两种重要的消极情绪。
焦虑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情绪反应和社会心理状态。个人经济状况、国家整体经济状况与福利状况都会影响人们的心态，而某些个别事件、言论或观点，还会改变人们的心理状况，使人们变得焦虑。譬如，“9·11”之后人们对于各种潜在风险的恐惧使焦虑情绪迅速增加和蔓延。
选择性注意既是焦虑产生的一种重要内在机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焦虑情绪具有自我强化的效应，即人们因注意偏向而选择性地接收环境中的不同信息，可能会使焦虑情绪进一步强化。有研究提出，焦虑与一种自主加工的偏向相联系，它将注意力吸引到环境中的威胁线索上，以利于获得威胁性信息，而这种注意偏向对紧张事件的预期提高了焦虑水平。
在尼采、舍勒等人对怨恨的理解中，怨恨是存在于某些人心中的一种冥顽不化的情绪，它根源于人们潜意识的情感体验层次上被隐藏起来的那些不可救药的无能。人们或许存在的强烈的怨恨感和憎恨感就产生于各种各样的无能感和软弱感。
怨恨产生于社会性生存比较：我本来应该像你那样风光，却没有能够如你那样得意，于是形成一种生存性的紧张情态。现代社会充满了竞争以及主动或被动的比较，从而提供了滋生嫉妒和怨恨的重要社会基质；另一方面，这种嫉妒和怨恨又进一步强化了竞争。社会变革带来的利益分化和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相对剥夺感，是怨恨产生和积聚的重要机制。
“后现代政治是普遍怨恨的政治。”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的不确定性使个人产生了普遍的无力感，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伦理主义（ethicism）不过是其常见的社会表现形式，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仓促而被动的反应。
在公共生活中，有毒情感（像仇恨、嫉妒、坏心眼、恶意、厌恶等）与怨恨（ressentiment/resentment）现象联系在一起。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福利沙文主义（welfare chauvanism，即针对那些享受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的非国民的敌意）等，可能就是怨恨情绪得以表达的途径。
怨恨还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情绪表达。过去几十年来，怨恨在种族（民族）冲突中也找到了有效的甚至是充满正当性的表达途径。今天，怨恨又裹挟着势不可当、难以驯服的民粹主义而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常见催化剂。怨恨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绪幽灵，盘桓于世界各个角落，相关话题也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
“我的愤怒是怎样变成我们的愤怒的？”
在心理学家看来，情绪“属于”个体，是内在于个人的。一个人的情绪如何成为其他人的情绪，即“内在的”东西如何变成“外在的”东西（如“我的愤怒是怎样变成我们的愤怒的”）？心理学家一般通过投射同一性（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来加以解释，即X将其情绪状态传递给Y，从而使Y也感觉到自己也具有了与X一样的情绪和情感状态的过程。
情绪何以得到传播和流行？20世纪80年代后期，心理分析学家罗伯特·辛舍尔伍德在投射同一性的传统心理分析基础上，结合自己对于群体和机构的观察，认为Y同样可能将其从X那里获得的情绪传给第三个人，并继续传播下去。他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情感网络”（affective network）。他同时认为，情绪的这一传播过程也是人们希望摆脱某种情绪的过程。
个体情绪与集体情绪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由于人们所面对的归因模糊性（attributional ambiguity），在评估单一事件时，社会确认（social validation）就尤为重要。譬如，参与集体行动的常见动机，就产生于人们重视他人的反应以及对这些反应的重要性的评估；同样地，当人们感受到对其群体立场的广泛支持时，其对外群体的愤怒就更有可能产生。
依据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个体情绪与集体情绪的关系还在于，当人们按照共有的群体成员身份界定自我时，群体内的相似性与群体间的差异性会得到增强。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可能不会将自己看作独特的和不同的个体，而是某一特定群体的典型代表。譬如，常被用来解释集体行动的相对剥夺感，实际上就是个体情绪转化为以群体为基础的情绪的一个结果，尽管这种相对劣势感可能表现为失望、沮丧、怨恨或愤慨等不同情绪。
个体情绪与集体情绪的关系还受到情绪趋同（emotional convergence）的影响。处于特定关系中的人们对于同样的事件会产生相似的情绪反应。因此，具有亲密关系的不同个体，其情绪反应可能变得越来越相似，从而经历了情绪趋同的过程。
情绪趋同现象还可由相似性吸引（similarity-attraction）假设得到解释，即人们会因态度与价值观、人格特征、身体特质、社会经济地位及认知风格等相互吸引。情绪的相似性有利于特定关系状态的产生和维持），可提升个体之间的凝聚力和团结；而情绪差异则会增加不适和人际冲突的可能性。相似的情绪导向集体行动的情绪会比个体的独自行动更有效。譬如，共同的愤怒可能会增加使公正问题得到解决的机会，共同的悲伤可能会增加使损失得到弥补的机会，而共同的敬畏则增加了使领导者和集体原则得到尊重的机会。
此外，人们比较熟悉的从众效应或沉默的螺旋理论对舆论的形成机制的解释，也可部分解释情绪的传播和扩散。特别是，个体情绪的传播常常发生于群体中，或通过群体得以扩散；同时，群体还极易使个体情绪获得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
群体是一种自然状态
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常常让人们津津乐道，但人们却忽略了人还是社会动物和群体动物，或者说人首先是社会动物和群体动物。由于群体可以在个人与其物理栖息地之间提供关键的缓冲区，群体成员的相互依存便成为生存的首要策略。
“自然状态”（the state of nature），是政治学诸多理论的重要起点和基础。实际上，关于自然状态的描述不过是一种比喻。在这一著名比喻中，人常常被当作独立的个体，而群体作为社会基础的事实则被忽视了。然而，大量的人类学研究证据表明，人类总是集群生活的。在这种意义上，群体是一种自然状态，先于个体存在，也影响着个体的生活和命运。人的群体性即生活在群体中的倾向，是人的基本社会特性。
日常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社会单元，但这些社会单元并不一定就是群体。群体的形成是个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人群发展和演变为具有心理学意义乃至政治和社会意义的群体，或许是一个由具有标志性的人物（及其作为领袖和组织者所发挥的作用）、事件（包括突发事件）或时间点（特殊的时间节点赋予特定人群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意义）加以标识的明确的转变，也可能是一个难以察觉的过程，其政治影响的获得非常突然，甚至是偶然的。
对一个群体而言，无论其规模大小及组织化水平如何，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制度体系中。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得人们的结群方式也在持续变化。非正式群体，包括偶然出现的暂时性群体，成为最常见的也往往是最活跃的群体。在大众传播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无组织群体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直接和明显。
“所有政治都不同程度地表明了人群聚集所产生的危险情绪”。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场域变动不居，群体行动空间也在不断变化。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便捷以及人们对可能风险的高度敏感，使群体的形成快速而常常出人意料，网络空间更成为一个群体活跃于其中的崭新的政治空间。如何利用群体积极心理或积极利用群体心理，值得持续关注。
发现和善用情绪的积极价值
将情绪与理性区分并对立起来，是启蒙运动以来一种流行的思考倾向或思维模式。现实社会中似乎就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正式政治似乎是一种没有感情的政治（dis-passionate politics）；另一方面，公众总是“情绪化的”（emotional），公民文化也正在经历一个情绪化的过程。
作为人性中不可否认也无法回避的部分，情绪与政治如影随形。政治不可能摆脱情绪，甚至常常需要情绪的参与和介入。因此，情绪是理解政治态度、理解政治本身的关键。在现代社会，人们日益善于表达和释放情绪，而多元化的个体情绪和某种程度上泛滥的集体情绪则使现代社会不断获得“情绪社会”的特征。发现和善用情绪的积极价值，是政治心理学社会取向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有助于实现政治心理学的资源价值。
焦虑和怨恨虽然常被当作消极情绪，但焦虑可使人们放弃对习惯的依赖而依据理性作出判断，怨恨则被视为创造认同、道德结构以及价值体系的一种重要力量。
情绪首先是一个感情性反应的过程，是对事物、人或情境的短暂的适应性反应，而情绪体验的互动特征与关系特征则是情绪社会性的重要表征。具体而言，不同情绪特别是消极情绪，即使不能令人产生愉悦感，也能在短时间内通过即时的社会互动促成个体或群体的社会适应。这是对个体和群体而言都极为重要的情绪的适应价值。
情绪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有价值信息的重要源泉，也是政治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不同社会情绪折射出现代社会不同的精神现象，是特定社会与政治现实在人们意识中的投射，其中蕴含了不容忽视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因而具有重要的信息价值。关注和审视各种复杂的社会情绪，有助于人们发现尚未被充分重视与认识的社会问题，深入理解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拓展政治审议空间，探索和发现应对社会问题的可行方案。
情绪不是理性，却是运用理性的一个前提条件。政治协商过程中的情绪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新的可能性创造条件，将情绪驱逐出公共生活领域会使政治失去变革的重要源泉。在政治协商中，回应了人们情绪需要的协商结果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也有助于人们产生将协商结果付诸实施的责任感，而情绪的沟通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也将实现。
在现代社会，情绪已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情感，并使政治日益表现为某种情绪政治（politics of emotion）。情绪管理（emotional governance/emotional regulation）是政府和其他非政府公共权威在各种社会交往模式中对社会情绪进行的管理，包括情绪的自我管理以及集体意义上的情绪管理。情绪管理意味着对公众情绪的一种关注和尊重，并具有通过激发公民的政治认同、强化其亲社会的情绪冲动，从而创造更具包容性和凝聚力的国民文化的潜力。
来源：“北大出版社社科图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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